姜汝祥博士下半场新执行

不将就

人际关系的过度情感化，正在拖累公司的投资回报
角色与身份的分离：职业化的哲理探讨


我相信大家很难把生活中的两个人统一起来，比如说，一个医生和一个下班后去健身或者跳舞的小姐姐，或者一个军人和退役后去打篮球的运动员。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？明明是同样的人，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医生就应该穿白大褂，警察就应该穿制服，律师在法庭上有时还要带假发？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就是花钱的人和赚钱的人，它的要求是不一样的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，叫职业化。
在我经营公司以来，我觉得最大的收获也是最大的困惑是与员工的相处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我在博士毕业以后，在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当过三年的员工。我给大家讲一下我在这家公司最大的感受，我发现在这种外企，在这种跨国公司里面，人与人之间特别的冷漠，也就是说大家不谈个人的家长里短。我们很少关心这个人结婚没有，这个人小孩在哪，这个人买房在哪，这个人在哪工作，他父母是谁，这些我们基本上都不会过问。
刚开始进入外企时，确实会感到孤独，有一种人与人关系过于冷漠的感觉。但是，慢慢地，我发现这样做有个好处。好处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把自己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工作上去，专注于公司让我们做的事情。而且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发现你的行为方式也会发生改变，这种行为方式的最大变化就是——自律。
坦率地讲，刚开始的自律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对失去工作的恐惧。我是在90年代末千禧年之前的时间段工作，1997年到2000年，我才工作了三年。那个时候，我的同学如果在政府或者国内的公司工作的话，大概拿的工资是1000多块钱左右。而我在摩托罗拉的收入可以达到两万多块钱。那么，那个时候两万多块钱是什么概念呢？那时候工作一年就可以买一套北京的四合院。97、98年的北京四合院一套也就一二十万，大家知道，现在北京的四合院差不多要一两个亿。所以能够有这样一份高薪的生活，你就特别担心失去这份工作。由于担心失去，我的自律就会最大限度地要求自己。
于是，我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，这个结论就是：职业化这个词其实是对谁说的？它是对赚钱的人说的。你看，花钱的人是不讲职业化的。比如说，有了钱之后，当时我就买车了，买了很多的消费设备。比如说，音响，手机不用买，因为我们当时在摩托罗拉做手机的。所以，我只需要买音响、服装，以及各种其他的东西，包括旅游和健身设备之类的。
后来，当我自己做公司的时候，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，赚钱和职业化的区别到底是什么？
让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：在很多民营企业和外企，同事之间的称呼是非常不一样的。比如在民营企业里，员工之间大多会叫“哥”、“姐”，年龄稍微长一点的叫“叔”、“姨”，表现得非常亲热。而在摩托罗拉公司工作时，我们之间的称呼则是很不同的。我们通常都叫名字，而且是用英文称呼。比如，我的英文名是Jack，我的老板当时叫Feel，我们就直接叫他的名字Feel，甚至是公司的大老板——美国总部的大老板高尔文（Galvin）到了中国，我们也一样直接称呼他的英文名字，而不会去称呼他的职位。
这种称呼上的差异其实反映了不同企业文化下的职业化要求。在民营企业，称呼带有更多的人情味，强调的是亲切感，而在外企中，称呼的简洁直接更多体现了一种平等的工作氛围。这种文化差异的背后，其实是中国从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、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，职业化的逐步渗透和实现。
思考点：从职业化的背后，我们是否能够发现它其实不仅是一种行为规范，更是一种对个人责任的要求？
在传统的农耕社会，个体的身份往往与家庭、村庄紧密相连，社会角色受到文化习俗和集体价值观的深刻影响。然而，工业化带来了分工与专业化，个人的职业身份逐渐成为自我认同的核心。医生、军人、律师等职业不再仅仅是一个工作，而是承载着社会期望和个人价值的符号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职业化的概念应运而生，它不仅关乎技能和专业，更涉及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。
人际关系的冷漠与自律
跨国公司中的人际关系往往显得冷漠，这是职业化带来的另一面。人与人之间不再讨论个人生活，而是聚焦于工作效率和成果。这种模式在初期可能让人感到孤独，但也促使个体培养自律。失去工作的恐惧驱使我们不断提升自己，这种自律是职业化的重要表现。通过对职业化的追求，个体可以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定位，获得经济独立。
文化冲突与社会适应
然而，职业化并不是没有代价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，传统的人际关系和集体主义价值观面临挑战。在民营企业中，亲密的称谓和非正式的关系仍然保留着，而外企则倾向于使用职称和名字，强调专业性。这种文化差异反映了个人与集体、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。

我们需要反思：在追求职业化的过程中，如何平衡个体的独立与社会的连结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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